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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风文明助推乡村振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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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东文明网  发表时间:2018-10-19

  中国拥有数千年灿烂文化,中华民族拥有许多优秀的传统美德,人们熟知的主要有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“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”等。这种为人处世的基本道德观念,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。

 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,乡风文明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,更是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。随着社会发展,传统美德的传承情况怎样,民风又发生了哪些变化?近日,记者来到我市部分乡镇走访调查。

 

吴秀琴是个闲不住的人,没事的时候就会出来打工 

   乡风文明转变 

   良好的乡风是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支撑和保障。文明乡风建设更多地还是依靠村民的自律。

  近日,记者来到东汤镇宏伟村。宏伟村党支部书记康成林受访时表示,早些年经济状况不好时,很难顾及到乡风文明。“过去村里的生活条件不好,小偷小摸的现象非常多,玉米、豆子等经常被偷,农具放在田里,转眼就没有了。当时家里穷,很多人就顾不上照顾老人了,在敬老这方面是有欠缺的。”

  康成林说,后来生活条件改善了,上述现象有了明显转变。“七八年前,每年有好几个老人找到我们,说子女不赡养他们。经过调解、宣传,最近几年,主动照顾老人的越来越多,整个村子的风气有明显改观。”与此同时,许多务工人员也纷纷返乡,宏伟村常住人口有2676人,其中7%—8%的人口选择回乡。还有两家企业在村里成立了“好人帮”,走访村中的低保户,资助大学生就读。

   可以看到,在宏伟村,经济因素对乡风文明的建设是有一定影响的,其他地方呢?记者分别来到了白旗镇后营村和沙里寨镇蔡家村。

后营村党支部书记李松说,过去村里的经济状况一般,邻里间的关系也不是那么和谐,自己都照顾不过来,更遑论照顾老人了。除了经济因素,李松还提到受教育程度也影响到乡风文明建设。“以前念书的人少,所以个人修养不高。记得有回我给一个人调解问题,那个人火冒三丈,开口就是脏话,还动手了。后来经过‘社会大学’的洗礼,再去劝说,能够听得进去了。”

  对此,蔡家村11组村民穆荣华有同样的感受。“过去村里受教育的人不多,大多是各扫门前雪,包容性差。现在教育水平提升了,经济状况也好了,加上媒体的宣传,大家会相互理解,互帮互助,素质有很大提升。”

  在传承传统美德方面,穆荣华还提到了家庭因素。缘于父母都是孝顺的人,耳濡目染下,穆荣华也有一颗孝心,他将岳父岳母接到家中赡养了23年。“在村里生活了这么多年,我发现家中长辈的一言一行对子女的影响很大。长辈孝敬老人,子女很大程度上会继承他们的优点;相反,长辈做得不好,子女大多也会受到影响。”

  模范带头作用 

  走访了几个村子,记者发现,榜样对乡风文明建设有推进作用。

  宏伟村7组村民、56岁的李月芬与丈夫结婚30余年来,一直坚持照顾公婆及一个未成家的智障大伯哥,在当地传为佳话。

2005年4月的一天,丈夫王生驾驶的面包车出了严重的车祸,伤亡惨重,事故赔偿款总共要30多万;儿子刚刚考上葫芦岛的一所大学,需要学费;自己的父亲又刚刚去世。这一连串打击,让李月芬难以承受。“那时候感觉像天塌下来一样。”但是不管多难,李月芬都坚持要把赔偿款还上,照顾好一家老小。

  为了多赚钱,李月芬白天去给养鸡大户刨鸡粪,手上磨得都是血泡。晚上回到家,还要洗衣做饭,照顾公婆及大伯哥的生活。多年来,她帮助过的人不计其数,捐出去的财物亦无法统计,她说:“那都是小事,每次也都没几个钱,谁还记得呀!”

  她的精神感染了周遭的村民,许多人主动将父母接到身边照顾,村民间走动更加频繁,互帮互助的氛围愈发浓厚。

   后来,李月芬的公婆及大伯哥相继离世,她身上的担子也放了下来,“其实照顾他们是理所当然的。”李月芬说。

在后营村,有两位老党员,他们不善言谈,而是通过实际行动影响着身边的人。

  70岁的吴秀琴曾当过生产队长、村妇女主任、村支书,还在服装厂、联营商店、制衣厂、油站当过工人。无论在哪一行,她都是兢兢业业地工作。退休后,她根本闲不下来,一说干活,她的劲头就来了。如果有谁说哪块脏、不好干,她总会说:“我去干!”

  她看不得别人有难处,不管谁有困难,她都要伸手帮助。后营村5组有个五保户,是个哑女,名叫闫春香,在当地没有亲人朋友。由于长期一个人生活,没有文化,所以交流起来十分困难,再加上她性格孤僻古怪,经常拒绝他人的帮助。一年冬天,闫春香病了,长期无人照顾。吴秀琴的住处离闫春香家较近,便主动去照顾她。吴秀琴每天早早起床,来到闫春香家烧炕、热饭,照顾了整个冬季。

76岁的吴振胜是后营村11组组长,由于在组里辈分很高,村民们都亲切地称他为“老五爷”。

  他每天早上会在本组范围内的路段上捡拾柴草垛下、玉米田里、路边水沟、垃圾箱周围的垃圾。寒冬腊月时,有的垃圾被冻得僵硬,很难捡拾起来,但他仍赤裸着双手坚持着。每年到了防汛季节,吴振胜都会冒雨查看灾情,挨家挨户通知防汛,每回都是全身湿透着回来。到了传统的祭祀日,他要仔细查看每个山头和易燃区域。特别是每年除夕,当别人家吃团圆饭时,他都要在外面巡视,等村民把烟花爆竹放完了,挨家挨户熄灯了,他才回到家里开始煮饺子。

  在他们的影响下,白旗镇涌现出很多默默无闻、无私奉献的群众志愿者,村里的风气也比以前更好了。

  随礼现象普遍 

  采访中,记者看到了好的一面,也看到了不好的一面。随着收入水平、教育程度的提高,村民的传统美德、个人修养较以往有明显改善,但随之而来的“随礼”问题,让不少人苦恼不已。

 “过去主要以婚丧嫁娶的名义开设酒席,大家收入少,随礼的份额也小,一般就是一两块钱,有亲戚关系的会多给一点。现在考上大学、当兵、买房、搬家……也会办宴席,名目太多。少则100元,多则1000元。” 穆荣华说,仅蔡家村来说,一年就会办四五百场宴席,一年光随礼就要送出去10000多块钱,根本吃不消。

  关于随礼,宏伟村11组村民、76岁的曲福臣也有一肚子的苦水,“我每年能参加几十场酒席,关系一般的就给100元,好点儿的给500元,最多给过1000元,一年在这方面得花10000多。”因为嫌麻烦,曲福臣很少办宴席,最近还是在孙子结婚时办了一场宴席,常年“入不敷出”。和他一样,很多村民在受访时也都表示“吃不消”。

  针对这种现象,康成林等村干部也想过一些办法,均以失败告终。“我们想过很多办法,比如把大家聚一块聊一聊、通过文字宣传这样的危害等等,短时间是有效果的,但时间一长又回到原样。”

采访最后,曲福臣的话能很好地表达对这种现象的无奈,“每年赶的礼太多了,根本受不了,但受不了也没招。”

  (丹东新闻网)记者 侯春林 

来源:|责任编辑:王茵